在通往北京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毫无疑问，大连渴望成为第二个班加罗尔。
如果不出意外，到2012年，大连软件业将实现总产值800亿~1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大连全市GDP的10%~15%，出口额40亿美元，从业人数近20万。
大连力图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城，东北亚的班加罗尔。
大连西南部星海湾畔，每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汇聚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着“软件外包”的工作。
从大连市中心到这个软件园，不过10公里路程，然而为了走通这条路，大连已经付出了7年的努力。
7年来，大连软件园从一片低矮杂乱的棚户区迅速成长起来，几乎获得了业内所有称号：火炬计划产业园、国家软件产业基地、软件出口基地等等，这座中国北方最美丽的海滨城市之一，在拥有服装城、足球城美誉的同时，也一步步向软件名城靠拢。正如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所描述的那样，“大连这个以往的石化、造船和制造业基地，看到了软件外包的新未来。”
新经济增长极
漫步在大连宽阔的街道，你会发现许多日式建筑夹杂其间，不少餐馆的菜谱上，日本风味的小吃占据显著位置，就连一些店铺的招牌，在中文的后面也会附带上日语。
由于历史原因，大连曾经被日本占领，长期的殖民统治给这里留下抹不去的烙印。据称，大连曾经作过一项非正式统计，发现解放前夕大连200万人口中，70万人精通日语，一直到改革之初，大连还有15万人能讲日语，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会说日语。大连已经成为日本本土之外使用日语比例最高的城市，这个数字对中国其他城市来说，绝对无法想像。
大连不仅有语言上的优势，而且三面环海，气候宜人，曾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因此成为“日本人最喜欢来的城市”。“每周来往大连与日本的航班有四、五十次，从大连飞到日本也不过2小时路程，距离上没有遥远的感觉。”东软集团副总裁、CTO方发和对《全球财经观察》说。
在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刘佳晨看来，“独特的地缘，也就决定了大连在东北亚地区有可能发展一种国际性的、外向性的产业，这种产业就是软件外包。”
与此同时，他还向《全球财经观察》出示了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大连软件出口2亿美元，外包业务已经成为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重点方向，尤其是对日外包，占到总量的95%以上。
赛迪顾问分析师牟淑慧认为，受成本挤压的压力，日本希望把部分软件工程外包，传统文化以及地缘上的接近，使日本公司更喜欢在中国寻找软件外包服务商，而不是印度。
“现在，大连对于日本来说，就像班加罗尔对于美国一样。”毕博公司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陈玲生说，浓厚的日本文化氛围固然起到重要作用，但大连IT外包业务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低廉的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大连软件工程师起薪是300美元，仅为日本软件人员月薪的1/10左右，而且地价远比北京、上海、广州便宜，较之东京和大阪更是天壤之别。毕博公司估计，在大连建立外包基地，公司将节省大约一半的费用。
看到大连美好前景的远非毕博一家。2004年2月，松下电器在大连软件园设立了本土以外第一个软件研发中心；8月，惠普（大连）BPO（业务流程外包）中心启动了面向北亚地区的BPO业务；9月，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和协同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SAP公司，在大连开通了全球客户支持中心，这是其全球网络中的第五大支持中心。而以去年6月30日、美国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在中国的第二家全球开发中心在大连揭牌为标志，至此，世界IT业五大咨询服务供应商已有4家——IBM、埃森哲、德勤、毕博落户大连。
“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有237家入园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到39%，这个数字在全国都是比较高的。”
大连软件园品牌策划中心部长杨冬向《全球财经观察》介绍。快速发展的软件产业，愈来愈让原来的软件园捉襟见肘，迫切需要开疆拓土，下一块“风水宝地”选在哪里呢？
从2003年9月份开始，大连市政府便请来全球第三大战略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公司制定大连软件园二期发展规划。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大连市甘井子区向西南，在绵延30余公里的旅顺南路两旁、13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设一个能容纳近30万软件从业者的“中国最大的软件园”。而通过此举，也将习惯意义上的“大连城区”向南面的旅顺拓展。
对此，罗兰贝格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12年大连软件业将实现总产值800亿~1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大连全市GDP的10%~15%。
人才瓶颈
“软件产业链条很短，也非常容易整合：上游是人才，下游是市场，中间环节是企业。”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总裁李远明称，但在这个整合背后，人才问题却又是最重要，最不容易解决的，“毕竟，软件业是一个需要人才支撑的产业”。
在去年“建设大连国家软件出口基地”新闻发布会上，夏德仁市长曾经非常感慨，他说，“跨国公司到大连来，一开始，我可以对他们说大连有很多人才，我打保票给他们，‘我们可以给你招聘人才。’但近期却遇到了难题，我们人才培养和吸引的速度，赶不上大公司到大连投资的速度。”
据悉，IBM曾考虑在大连建立一个座席数约2500人的呼叫中心，问到大连能否保证提供这么多外语人才时，夏市长就没敢再打保票。2004年4月，IBM转而收购了印度本土专业从事BPO业务的呼叫中心Daksh
e-Services。
“没料想这一波IT迁移速度来得如此快，尽管我们早两年就做了准备，但人才的供求矛盾还是明显暴露出来。”
大连软件园执行副总裁郑时雨对 《全球财经观察》称。有数字统计，2005年中国IT人才缺少42.5万人，今后每年至少会有20万人的缺口。
尴尬的是，2003年10月，IBM落户大连当日曾高调宣布，今后将招聘2万名精通日语的软件人才，但直到如今仍远远没有到位。据业内人士透露，包括戴尔、艾森哲、索尼、松下等设在大连的软件基地都不同程度缺少专业人才，为了克服人才短缺的困难，毕博公司已经开始招募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这些企业对IT人才的争夺正趋白热化。”大连一家专门针对IT企业的猎头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这些跨国公司的进入，也让本来过着“平静日子”的大连本土企业感受到了危机。近一年来，大连软件园里不断搬来的“邻居”，都是很知名的国际“大腕”，这让刘军感觉压力很大。“跨国公司进来对整个大连来说是好事，但对我们有很大冲击，有人说和跨国公司是与狼共舞，可我们目前连羊都不是，竞争不在一个层次上。像华信这样比较有实力的公司，人才流失率也高达15%，更不用说小公司了。周围很多外企都有华信的员工。”作为大连知名企业、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军谈到人才短缺问题时颇为忧虑，他对《全球财经观察》称：“现在的情况是，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容易招募，但项目经理和高层管理者比较稀缺。”
据东软员工称，同样和东软近邻的通用电气、埃森哲等公司，也从他们那里挖走不少人。当记者向东软集团副总裁、CTO方发和求证时，方发和对此并不否认，称“像GE这些厂商进入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基础，免不了要从东软这样的企业找一些人，人才流失是存在的，但目前的流失率还算好。我们的员工持股方式、很好的发展空间以及企业文化也是留住人才的因素。”
在IDC（中国）副总经理暨业务发展总监万宁看来，大连有区位优势，但人才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整个市场发展的瓶颈。近段时间内中国人员成本有相对低廉的优势，但在高端人才储备这方面，还面临很大问题。
据大连市信产局副局长刘佳晨介绍，大连目前拥有22所大学及6所软件学院，有非常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然而，人才培训不是立竿见影就能见效的，按照一般规律，培养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熟悉工作，一般要经过3个月乣6个月，但要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既懂外语又精通业务的程序员，则需要5年时间。
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大连市政府可谓用心良苦。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体现在人才吸引政策上面。“对于年薪6万元以上的高级人才，40%免个人所得税，如果年薪在6至7万元，个人所得税直接返还给个人就是4000元，如果拿到20万，就有3万元要返还给个人。”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说。
离班加罗尔还有多远？
在通往北京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毫无疑问，大连渴望成为第二个班加罗尔，然而现在它还不是。
“印度外包中，纯粹软件外包项目仅占20%，其他外包是和软件没有关系的，如BPO。”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说，在印度开始瞄准BPO的时候，中国企业津津乐道的还是软件外包，“很少有人看到这之外的机会。”
Gartner副总裁、研究总监Dion
Wiggins认为，传统的IT外包已经不能够满足客户对成本、速度和灵活性的需求，新兴的BPO将成为外包的主要内容。
在这轮以BPO为主要特征的外包浪潮中，印度已经走在前列。
印度外包业务的行业协会“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印度来自BPO的营业收入增长超过50%。里昂证券统计，至少有29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了BPO中心，共聘用了近7万人。有印度专家预期，到2009年BPO会取代IT业，成为印度提供最多收入及就业机会的行业。
而目前中国的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数据处理和软件编码，这也正是美国科尔尼公司董事赖淑珠所指出的：“印度的领先依然非常明显，不仅在成本上领先，还在人力上处于引导性的领先地位。”
大连和班加罗尔的差距还表现在企业规模上。在麦肯锡前不久发布的《中国是否具备ＩＴ领域的竞争力》报告中显示，中国软件产业过于分散，企业平均规模30人~40人，只有少数几家超过了2000人，这种规模显然无法与软件大国印度相抗衡。大连亦是如此，在全市450家软件企业中，真正上规模的寥寥可数。
“企业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也就无法赢得大型国际客户对其完成任务的信心，而接不到大单子，中国软件企业利润率偏低的原因就不难解释了。”
郑时雨表示。华信总经理刘军则透露，尽管大连目前软件企业数量很多，但相当一部分处于“手工作坊”状态，利润率极低，并且是靠着私人关系接包，有些接不到单子的小企业，只能靠“出租”员工为生。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软件外包产业格局中，日本只占了不到10%的份额，更大的市场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其软件发包规模占了全球市场的65%左右。”
赛迪顾问分析师牟淑慧说。所以，为了扩大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规模，提高增长速度，必须得加快开拓欧美市场。
事实上，许多有实力的公司的确正在把目光投向更具诱惑力的欧美市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软、海辉、华信等大连软件业翘楚，近年来相继通过CMM5认证。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言而明，日本软件企业大多数采用ISO9000体系，欧美企业则大多采用CMM体系做质量改进和评估，因此，要进入欧美市场，先通过CMM这道关口不失为一条捷径。
然而要想真正挤进欧美外包这块领域，又谈何容易？“我们不是不去做欧美市场，但离真正胜任还存在很大距离。华信从前年开始涉足欧美，目前在公司业务中外包也不过占5%左右。”在刘军看来，中国企业之所以出师不利，面临的最大障碍还是综合能力问题。日本业务一般分拆得比较细，并且不是直接交付给中国企业做，而是经过中间商转手，这样就对能力要求比较低。美国外包则通常将业务全部包出去，在这方面，中国公司的英语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对系统的整体把握，都远远落后于印度。
“相对于印度成熟的外包业务，中国现在根本不可比。印度企业可能已经是大学生，而我们还是刚入门的小学生。”海辉科技CEO李远明也承认。根据IDC公布的数据，去年印度的外包收入赚取了17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6亿美元进账。
也许，要想赶上班加罗尔，大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摘自《全球经济观察》
黎叔叔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摘自电影《天下无贼》）
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的，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不是世界第一的？不知道，但是按照目前的招生趋势，眼见着就快世界第一了。那么，中国的人才数量是不是世界第一的？回答可以比较肯定，目前中国缺人才，缺各个领域的人才。
上文所提及的人才瓶颈，作者也非常认同，人才短缺—与其价值相当的专业人士，在软件行业将会日臻明显。
一方面，由于软件行业逐步向人力资源充足的市场倾斜—中国、印度，使我们面临极大的市场机遇，这样就会造成人才资源缺口—生意多了，原来没有准备好那么多人可以用。
另一方面，我们的软件人才寿命比较短，有个现象—过了30岁就没有人写程序了，甚至有些程序员才27、8岁就开始寻找其他方向了，这样也无形中造成我们软件人才的短缺，一个大学毕业生需要经过1~2年的初级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可用的、独立的程序员，但是，他们往往再干了2~3年就不愿意再干了，所以在我们的软件队伍中，有1/5是新手，1/5是一些希望自己该行的人、见异思迁的人，于是在我们的软件队伍中真正的骨干又要打个折扣。软件人才当然就会短缺。
上述只是现象，作者认为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 我们的软件人才培训机制，比较昂贵、速度缓慢，我们的程序员绝大部分来源于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于一般程序员的要求，造成浪费。加大教育投入并不一定只有大学这条路，我们专业教育好像不尽合理，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得看到这些专科人员，即使看到了，也是些没有被充分训练和教育的，印度的程序员大部分是专科学校毕业的；
- 我们的文化也不太有利于这些程序员安心工作，我们讲的是‘人皆可为尧舜’，从小受到的是精英教育，读书是为了将来干大事的，所以，即使是那些喜欢技术的人，到了30岁左右也开始动摇了，周围的都认为‘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不是在他们那里发挥了作用？；
- 我们的收入体制也不太有利于我们的软件人才常时间的在这个行业里，在印度，有人夸张地说从家到软件园，仿佛从人间到天堂，由于在印度没有其他的机会，软件从业人员的收入相对高，他们即使想离开，也没有地方去。我们软件从业人员的工资也不低，但是我们周围还是有许多其他机会，同时，由于竞争的压力，使得我们的软件企业对工资的控制有较大的力度，这也难怪；
- 我们的软件公司普遍较小，大部分软件从业人员生存在相对不太稳定的环境中，软件公司开开关关的很多，因此，他们也很难对这个行业有高度的认同感，往往是从软件行业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个行业特别灰心，印度经过多年的竞争组合，软件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大，规模效应渐渐明显。
中国人是聪明的，尽管有各种挑战，但是作者相信面对这么大的软件市场，我们一定能拿出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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